端方：总揽天下英雄的晚清第一藏家

晚清第一收藏大家端方（1861～1911年） 

在鄂期间，金石文玩收藏方面的爱好，也是端方、张之洞互通声气的重要渠道。笔者所见端方旧藏拓本，凡有题识者，大都以张之洞观款所署时间为最早。而张也自持身份，基本限于题签或题观款，绝不硬充内行。 

先后创立湖南、湖北、江苏三省的第一所现代公共图书馆，设立两江地区(江苏、安徽、江西)最早的法政学校、商业职业学校，被尊为暨南大学首任校长，中国第一所私家博物馆、公共幼儿园、公共动物园的创办者，筹办了中国第一次商品博览会，派出了中国第一批公费女留学生(其中有宋庆龄、宋美龄)，主持收购丁氏八千卷楼藏书归江南图书馆(南京图书馆前身)，避免了重蹈陆心源宋楼藏珍贵古籍流失海外的覆辙……40~48岁间，四任巡抚，五任总督(包括署理和未实际到任)，袁世凯的儿女亲家……拥有如此炫目的履历与骄人的政绩，却又长期在历史教科书中被定性为“死有余辜的顽固反动官僚”，他就是百年前呼吁立宪，壮志未酬，命丧蜀中，令王国维闻之写下“对案辍食惨不欢，请为君歌蜀道难”诗句的晚清大员—

近年来，随着史学研究的规范化与意识形态色彩的淡化，慈禧太后晚年执政所推行的政治体制改革得到学界的重新审视，普遍认为它无论深度、广度都比戊戌变法有过之而无不及。

纵横晚清政坛的“救火队长”

端方(1861～1911年)字午桥，号匋斋，堂名宝华盦，满洲正白旗人(图1)。他本属维新一党，变法期间曾任农工商总局督办，甚至在梁启超流亡海外时还与之暗通款曲。不过他既有旗籍出身的“先天优势”，又具备突出的才干，在慈禧、光绪庚子年(1900年)逃难西安时，他代理陕西巡抚，护驾得力。是以直至慈禧病逝，慈禧对他始终信任有加，屡加提拔。

除此之外，端方的官运亨通似乎还有些不宜忽视的因素。许多官员正值年富力强、仕途得意之时，却因父亲或母亲亡故而不得不“丁忧”离职，但等3年服满复出，官场上早已风云变幻，从此迁转迟滞，蹭蹬而终的不乏其例。即使良机重现，也随时可能由于双亲中的另一位过世，导致再次离职3年。而早年父、母的相继去世，使得端方在30岁前仅用4年便服满双忧，从此再无“后顾之忧”。此外，比他年长一岁的表兄荣庆，在他就任湖北巡抚后不久，也“不次升擢”，一年中历任刑部、礼部、户部尚书，直至军机大臣，表兄无疑成为他在朝中的一大奥援。

最值得注意的是，自从他与张之洞在湖北一抚一督，两人成为上下级，端方的升官路线，从湖广总督到两江总督兼南洋大臣，再到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几乎是亦步亦趋地复制了张之洞的宦迹。这其中恐怕还有更深一层的含义。本来各省总督的品级并无差异，然而又素有轻重之别。自从李鸿章出任直隶总督，此督俨然成为各省督抚之首。而两江也因其举足轻重的经济、政治能量，决定了该省总督仅次于直隶总督的显赫地位。直隶总督任后，下一步自然是进入权力中枢，官拜大学士、军机大臣。李氏的继任者荣禄、袁世凯、张之洞等，都验证了这一不成文的规律。

张之洞是李鸿章之后公认的“朝廷柱石”，他三次保举端方担任要职(湖北巡抚、代署湖广总督、直隶总督)，尤其最后一次是他临终前不久，在病榻之上力荐。最令人惊异者，连两人的幕僚班底也存在明显的承袭。如被张氏聘为两湖书院教习的陈庆年，后来又成了端方首席幕僚，屡委重任；张氏聘为总文案的李葆恂，后在端方幕中审定金石，题跋300余篇。还有著名学者缪荃孙、杨守敬、陈衍、樊增祥、况周仪(后避宣统帝溥仪讳，改名周颐)、王仁俊、罗振玉等，都曾在离开张幕后，随即或稍晚再入端幕效劳。巧合？私人交情？多用老上司旧人有利于平稳交接？恐怕唯一能够令人信服的解释，还是张之洞为栽培“柱石接班人”而精心铺路。

如此看来，宣统元年(1909年)张之洞病故后仅一个半月，端方便遭弹劾革职，也是树大招风，乃“倒张系”蓄意所为了。慈禧、张之洞，哪怕两大后台(伯乐)存其一，满清王朝虽仍难免覆灭，但不会发生以莫名其妙的罪名将端方的仕途一撸到底的事情。若是此后端方一直赋闲倒也罢了，至不济入民国也可以做做寓公安度余生，孰料两年后他被朝廷匆忙起用，充当“救火队长”入川，被手下邀功心切的军士斩杀，拿他的首级作“革命投名状”，落得个凄惨无比的结局。

总揽天下英雄的晚清第一藏家

除了在文化、教育等领域的贡献，端方的文物收藏家身份也重新受到关注。他的藏品无论数量、质量，在同辈人中都堪称翘楚。所藏毛公鼎、摹顾恺之《洛神赋图卷》、阳三老食堂题字、宋拓《化度寺碑》、宋刊本《资治通鉴》，哪一件不是国之重宝？如果不过分计较自身学术造诣的匹配程度，称他为晚清第一藏家也不为过。

他的藏品总数到底有多少，因为身后藏品大量流散，已很难确切统计了。《匋斋吉金录》《匋斋吉金续录》《匋斋藏石记》《匋斋藏砖记》《匋斋藏印》《匋斋古玉图》《壬寅消夏录》等所载，合计约3600余件。但至少还遗漏了两个大项—数以千计的碑帖拓本和善本古籍。《匋斋藏石记》的体例是“余每有一墨本，即有一石，非所藏者不入焉”。旁人收得几部名碑精拓本便乐不可支，他却要尽可能连原碑也一并拿下，单是这份气势已足以令无数藏家望洋兴叹了。而虽无原石但藏有拓本的，恐怕比书中所载还要多出数倍。善本古籍虽似从未编过藏书目或书志，参考后来大藏书家袁克文、傅增湘等著录所得端方旧藏，当中也不乏精品。

根据时人日记、笔记中的零星记载，早在初入仕途做小京官的时候，端方已经常受邀出现在文人雅士们的聚会中，说明“同道中人”的资格已得到认可，并且因酷嗜收藏碑碣及拓本，出手阔绰而小有名气。等到外放陕西，自然更是一发而不可收，尤其是当地新出土的铜器、砖瓦、玺印等“争以归之”。但当时陕西并非文化发达地区，估计要碰到几位“臭气相投”的知己良朋颇不容易。直到调任湖北巡抚之后，情况才得以改观。

晚清的诸多幕府，一般偏重文牍庶务，或如曾、左、李、张，偏重军事、洋务、实业，端方幕府则是其中学术气氛最浓的一家。当然，这首先取决于他本人对古器物收藏的极度痴迷。

在鄂期间，公牍频繁往来之外，金石文玩收藏方面的爱好，也是端方、张之洞互通声气的重要渠道。笔者所见端方旧藏拓本，凡有题识者，大都以张之洞观款所署时间为最早。想必是每欲邀诸家品题，总是先呈送“香帅”过目。而张香帅也自持身份，基本限于题签或题观款，寥寥数字，绝不硬充内行，滥施雌黄(图2、3)。

晚近不少政坛名人都有了新编的年谱，可惜往往展卷只见奏议、公文，貌似个个都是纯粹的政治动物，其业余爱好、休闲方式等等全然不存在或大可忽略不计。这其中当然有资料搜集困难的因素，但多年以来，对政治人物研究侧重政治活动的刻板风气起了决定作用。殊不知旧时官宦多为科举出身，勤读不倦是童子功，尤其清中期以后，朴学大兴，金石书画也是必修课。倘若动辄以工作太忙、应酬太多为由，好几年不读一页书，提起赵松雪(赵孟、董香光(董其昌)，两眼一摸黑，那是随时可能因“愚顽不学”掉乌纱帽的。

在武昌、江宁的官署中，身为地方长官的端方相对于公务似乎更热衷于与众幕僚品鉴古物。仅就书画碑帖而论，据笔者目前搜集到的资料如：

光绪二十八年(1902年)五月，初五日，李葆恂题光绪拓《司马长元石阙》。十四日，褚德仪题旧拓《坛山刻石》。十五日，褚德仪、邓邦述题嘉庆十四年(1809年)阮氏文选楼摹刻吴《天发神谶碑》。二十五日，李葆恂题旧拓《鲁峻碑阴》。二十八日，乔树枏(nán，同楠)观旧拓《白石神君碑》(图4)。三十日，李葆恂题旧拓《白石神君碑》。同月，张之洞观旧拓《鲁恭王石人题字》、乾隆拓《永平开通褒斜道摩崖》《汉碑六种》，李葆恂题旧拓《坛山刻石》《延陵墓表》《鲁恭王石人题字》、嘉庆十四年阮氏文选楼摹刻吴《天发神谶碑》、道咸拓《曹真碑》《汉碑六种》之旧拓《孔君墓碣》，褚德仪题旧拓《延陵墓表》。

光绪三十三年十一月，初三日，李葆恂题吴镇《山水卷》。初四日，张祖翼题《崔敬邕墓志铭》拓本。十一日，自题宋人临虞世南《汝南公主墓志铭并序》。十四日，陈伯陶题《汉碑六种》之《熹平残碑》拓本。十二、二十一、二十三日，李葆恂、张彬、曾朴、赵椿林同观华阴本、四明本、长垣本《西岳华山庙碑》，二十四日，张祖翼跋《埃及残石》拓本。二十九日，陈伯陶题八十四字本《瘗鹤铭》(图5、6)。

几乎是无一日无沙龙。

即便在出国考察宪政的大半年里，他也费尽口舌，从柏林拓回《沮渠安周造佛寺碑》孤本。又在既定日程之外，偷闲跑去埃及搜集古刻，归国后制成拓片，分赠亲朋。

论拓本题跋的数量，李葆恂、褚德仪(后避宣统讳，改名德彝)、王瓘、张祖翼这几位是为他“掌眼”的主力。而不论王闿运、杨守敬等学界大佬光临，还是招待伯希和、内藤湖南等异国访客，端方也颇以公诸同好为快，从不吝所藏珍品示人。

有论者一口咬定，匋斋所藏大都是靠权势巧取豪夺或变相受贿而来，照此推论，端方必是占有欲极强，贪得无厌之辈。可是笔者却看到不少关于他与友人、下属互相赠予交换名迹善拓的记载。

如完颜景贤原藏有虞世南书《破邪论》跋，他便以《孔子庙堂碑》拓本及《汝南公主墓志铭并序》墨迹本赠之，使完颜氏得以“三虞”为堂号，端方自己也换得四明本《华山庙碑》，令三本聚首，“宝华盦”实至名归，一举促成两段佳话。用真迹加拓本换一部拓本，只因更加钟爱后者。而以叶志诜手拓小忽雷墨本赠刘世珩(刘氏已藏有唐代乐器大、小忽雷)，无非是希望物得其所，更谈不上有任何私心。尤其是在海外参观了各国博物馆，使他越发不将藏品视为一己之私，而一心打算在中国创建博物馆，既令更多人有眼福亲近国宝，也可避免收藏者去世后藏品容易散失的厄运。这种意愿在下文所引书札中即有所体现：

光绪三十四年八月初六日，陈伯陶受命致函李渊硕，商购顺德本《西岳华山庙碑》：“弟近日上院，知海内《华山碑》四本，其三本已归午帅……此次江宁拟开博物院，午帅称将来即送博物院，以备士夫纵观，且免散失，用意良深。又言尊大人所获一本，惜未得聚在一处。如能合并，尤属大观。弟思阁下宝此家传，固当守而勿失，然物得所归，亦为至幸。比之弆(jǔ)藏秘阁，徒饱蠹鱼，使海内人士不获一观，当亦非尊大人之素愿。且午帅购买碑帖，不惜重赀，收藏之富，近今罕有。阁下如能将所传《华山碑》公诸同好，或取重价，或换他名碑帖，俱可商量。”

所谓“备士夫纵观”，端方早已身体力行，将所获碑石、墓志“罗列满庭院”，供来宾观赏，俨然一副“小碑林”的架势。1905年，张謇创办中国第一家公共博物馆—南通博物苑，他也曾给予大力支持，并以70件文物相赠。则信中所言“此次江宁拟开博物院”，当另有所指。估计由于调任直督，此事只得搁浅。直至宣统元年(1909年)突遭罢免，他才终于可以了结宿愿，心无旁骛地在京城琉璃厂建造匋斋博物馆，以“所藏金石书画、古器捐设”，四明本《华山庙碑》等也赫然在列。这也证明“将来即送博物院”云云，是言出必行，绝非诳骗之辞。可惜好景不长，随着馆主遇难，博物馆势难维持，其毕生所得，仍未逃过流散四方的命运。

也有论者以为，端方无甚学问，不过附庸风雅，以此炫耀而已。此说似亦有失公正。他的鉴赏眼力究竟如何，是否全无主见，只知人云亦云呢？答案是否定的。据伯希和自述，当他在两江总督府上受到热情款待，并出示所获敦煌经卷时，作为第一位得见宝藏真容的中国学者，“端制军闻之扼腕，拟购回一部分，不允。则谆嘱他日以精印本寄与，且曰：‘此中国考据学上一生死问题也。’”若非对国学浸润至深，恐无此识力。

昔人曾比端方为毕沅、阮元，或稍嫌过誉，但他酷嗜金石书画，“情之所寄，而非情之所止”，是为有真性情的第一流人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