艺术批评家的道德自律是否可能

其实，艺术市场跟别的市场没什么两样，艺术家作为生产者是完全独立的、个人化的，生产的产品也是个人化的。当产品生产出来后，他自己会先请值得信任的“家人好友”评估一番。这时，批评家作为“质检”角色登场，他们的评估会以权威者的角度对其产品进行分类和定位，成为产品上市前和上市后最重要的价值判断者。然后作品在策展人的推动下，进入一级市场——画廊，或二级市场——拍卖行，和所谓1.5级市场(董梦阳语)——艺术博览会的流通，于是艺术经纪人、媒体、藏家轮番进入其中，让艺术品在流通和保存过程中为大众所认识，最后在时间和精英共识的基础上，识别出对艺术史有贡献的作品，成为象征一个时代和民族艺术成就的贡献，进入美术馆、博物馆，供公众乃至后人瞻仰。

即如是，那么批评家作为艺术作品的“学术权威”，他如何判断一件作品的价值？作品经判断后会在市场上引起怎样的变化？

笔者曾与一位批评家探讨，他认为：中国当代艺术是成长中的事物，而非传统艺术的延续，它的标准正在建构，在这个过程中，判断作品价值有难度，因为无规律可循，所以通常以行业精英的标准为评价标准。与此同时，它的成长有待观察，当市场鱼龙混杂时，加上市场炒作的强势，显赫一时的作品未必能经得起时间的检验。而当时被低估的作品有可能会重新确认其价值。

批评家作为整个进程的参与者、亲历者，若一味向资本、意识形态看齐，拥抱市场的一元化，会将那些对文化、生活方式没有贡献的作品所收买，成为一个没有建设性的角色。而在国内，批评家既要保持独立人格与批评意识，却无法通过批评本身养活自己，就此失去人格的体面和尊严又是不可回避的现实。批评与学术之间的矛盾就此产生。

如此这般，批评家的道德自律是否可能？

让我们先放眼看整个艺术产业链的构成，会发现有些艺术家靠色情、暴力、暴露隐私、述说无聊、彼此山寨吸引眼球的举措，已悄然成风；而有的画廊、拍卖行因急功近利而短视的行为，却被追捧为先锋、魄力与号召力……产业链上的许多人，如同放纵的野马，追求成功不择手段，共同构建了当下艺术圈的紧张和“暴力”张力。但一个人若凡事为利、为暂时成功而为，若人人凡事为利、为暂时成功而为，岂不是我们时代共同的悲哀么？

回到批评家本身，我们发现当下中国难有社会身份“纯粹”的批评家。批评家群体，是由策展人+批评家，或画廊老板+批评家，或大学教授+批评家，或媒体工作者+批评家，或艺术家+批评家等身份来参与批评，以多元混杂身份参与其中的现象不一而足。

正因为批评家的多元角色，让他们有可能置身于这个利益链以外。当他们不需通过批评作为谋生手段时，批评家有更多对作品评价保持公正与说真话的自由。如果批评家以个人身份，在深厚学养和研究的背景支持下，以真话为出发点，而非以利益为出发点，最有可能以为整个产业链贡献一个不同维度的“真话集合”，最终经时间的淘洗而达成作品价值共识，以正向力量推动产业链的健康发展。

在艺术市场发展的早期阶段，各样紊乱本难以避免，与其抱怨市场缺乏成熟机制，又片面要求批评家做到绝对公平，确实太理想主义了。但若能常常脚踏实地从自己做起，小小地、局部地独善其身，在一个信任危机的年代，以一个知识分子的良知、敏锐的艺术直觉，保持相对独立的批评意识，未必是难以实现的幻想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