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古代髹漆家具简介，兼起居文化的形成(下)——三国两晋南北朝五代十国时期

两晋时期，在髹漆装饰方面，制作工艺也出现了一些新的发展，主要概括就是斑漆涂饰、绿沉漆涂饰、木板漆画以及金银的参镂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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郑克峰，美轮运输公司总经理，个人及公司从事中国古代家具收藏与研究约20余年，并在北京成立北京美轮博物馆，收藏家具以具有历史、文化价值的髹漆家具为主。

现在我们来重点研究一下三国两晋南北朝五代十国(公元220年~589年)经历约近400年跨度内中国髹漆家具与起居文化的发展。总体而言，在中国漆器的发展历史上，在汉末到两晋时期承继着秦汉的余辉，仍有过很高的水平与短暂的辉煌，却不无避免地，随即表现出明显的颓势。

战乱中高式坐具传入中原

两汉之后，经约50余年西晋短暂的统一，中国封建王朝第一次被迫由北方南下在长江流域的南京建都，从而形成了南方的东晋与北方以蛮族为主之五胡十六国的对峙，并延续了逾300余年。在彼此并不疏远的人员迁徙及频繁接触与战争中，中国的传统文化遭受了强烈的冲击并发生了深刻的变化，在科技、文学、艺术等诸方面亦达到了空前的繁荣。

这个中国民族大融合时期，实亦为中国古代家具发展史上的一个重要的过渡时期，凳、扶手椅等原本游牧民族或西亚及古印度的高式坐具，由此时传入中原，即西方高大的形制与中式的榫  (sǔn)卯结构开始相互融合。席地而坐的传统生活方式尚未完全改变，而垂足而坐已经被越来越多的人所接受。在这高式家具与矮式家具并存的时期，总体来说，南方低矮家具仍占主导地位，而北方部分地区的椅、凳等高式家具已开始渐露头角，卧具类别的家具也渐渐变高。新出现的家具主要有扶手椅、束腰圆凳、方凳、圆案、长杌(wù)、橱、并有笥(sì)、簏(lù)箱等竹藤家具，而坐具类家具的品种增多，反映了垂足而坐已逐渐推广，促进了家具向高型发展。

两晋之后漆器逐渐落寞

两晋时期，家具种类变多了以外，在髹漆装饰方面，制作工艺也出现了一些新的发展，主要概括就是斑漆涂饰、绿沉漆涂饰、木板漆画以及金银的参镂带。斑漆(即现在的斑纹变涂)是用几种颜色交混产生斑纹，或用单色漆显示出深浅不同的斑纹；而绿沉漆则色暗绿如物沉水中，深沉静穆，这两种涂饰均反映了调漆工艺的新发展新成就。而木板漆画是在红色漆面上用黑色线条描绘人物故事等，而其中人物的面部及服饰分包用色漆涂染(图1)(图2)。参镂带则是用带状的金箔或银箔片，经加工雕镂成各种纹样然后镶嵌在髹漆家具的表面，使其更加富丽堂皇。

虽然髹漆技艺日渐成熟，漆器却逐渐走向落寞。一方面因为在六朝之初，人们的思维开始受佛教影响，随着战争的持续爆发，当时世人如朝露飘蓬，无论上层王公贵胄，下至劳苦大众，皆皈依佛教，香花礼拜，每每向往西方净土企盼来生幸福，而无心生产，另一方面，这一时期的青瓷已经得到相当大的发展，并且以价格低廉，逐渐取代漆器成为日常使用最为广泛的器皿。这一点可以从出土的文物上得到佐证。

目前全国仅有的一批有关三国时代的漆器的文物，是1984年出土于安徽马鞍山的吴国名将右军师左大司马朱然墓。此批次出土精美漆器文物共计60余件，有大型彩绘案；中分多格的槅(gé)；三足凭口；以及盘、樽、奁(lián)、盒、壶、砚、虎子、屐(jī)、尺等共计十几个种类，并发现有“蜀群作牢”(图3)铭记，这次出土发现说明东汉中期之后尽管官营监造的漆器日用品与家具制作已经衰落，但蜀郡地方或贵族经营的漆器生产并未中终且仍在秦汉的基础上继续发展。

在朱然墓的发掘过程中，有一对犀皮鎏金铜扣皮胎漆羽觞(shāng)(图4)是迄今为止我国发现最早的犀皮漆器的出土实物。“此一对羽觞、皮胎、椭圆口、平底、耳及口沿镶嵌鎏金铜扣，正面髹黑漆花纹并不显著，背面纹饰则以黑红黄三色相间，表面光滑，花纹自然流畅如行云流水，匀称而富有变化……朱然墓出土羽觞的髹漆工艺技法与明代《髹饰录》中所说‘墨面红中黄底片云斑犀皮’技法十分吻合，是中国目前唯一最早的实物资源。”①(图5、6、7)犀皮漆就属于前文提到的“斑漆涂饰”，就是这一时期才出现的髹漆工艺。

两晋南北朝时期的漆器出土发现很少，较为重要的是1997年江西南昌火车新站工地发掘的晋墓以及山西大同石家寨北魏司马金龙与其妻姬臣的合葬墓。这一时期的漆器，与两汉三国时期相较，是为风格整体一致，或宁称其为上一时代的延续，表现出创新上的乏力或曰明显的颓势。

佛教兴盛与禅椅千年渊源

在南北朝战乱时期，佛教对中国各阶层精神文化与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产生了巨大深刻且无微不至的影响。按佛教从古印度经由西域输入中原路线，查沿线各地如印度本土阿旃(zhan)陀石窟菩萨像、阿富汗巴米阳石窟的飞天形象，以及魏晋南北朝时代西域颇受南亚犍陀罗美术影响之于阗 (tián)佛教绘画之凹凸画法相比较，可以发现，三地绘画呈现出立体感逐渐降低而平面性逐渐增强的趋势。这一趋势背后的实质是希腊化的逐渐降低而中国化的逐渐增强，反映出各种外来文化在中国土地上生根发芽博弈并最终融入中国的文化传统的过程。美国人柯惕斯MR  CURTIS EVARTS 对这一时期的现象，也曾有过研究并撰文写道，“……在北魏云冈的一个石窟，(约公元470年~493年)，主佛坐在中央的巨大宝座上面而其弟子们则坐在较小的墩儿上，……西方建筑的影响经由犍陀罗地区沿丝绸之路东进。如，佛主讲经时所坐的须弥座，很可能就受到古希腊风格基座的影响，这些早期的雕塑(图8)，也揭示了那些流行于千余年后禅椅的渊源。”

关于“古代髹漆家具简介，兼起居文化的形成”已经写到第三篇，不难发现，思维、文化的撞击与交融才产生了灿烂的中国文化，而文化的交锋不仅是在如今的当下，也将持续影响一代代后来人的创作。

【未完待续】

注：①摘自刘炜、段国强，2009年9月出版《经典中国艺术史》卷一，P43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