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启超致袁世凯信札一通

北京匡时2012年秋拍“南长街54号藏梁氏档案专场”将呈现迄今为止市场上最大一批的梁启超重要信札，此次曝光写与民国政要袁世凯、冯国璋、岑春煊和孙传芳等人的信札，廓画出民国时期军阀混战、枭雄割据的传奇史话。

梁启超曾说：“我若不管政治，便是我逃避责任。”就政治制度而言，梁始终以承认现存国体、谋求改良政体为目标。这使他无论是在清廷的专制还是在民国的共和两种国家体制下，都有与当局合作的可能——在当时能与悍然称帝的袁世凯、与袁势力相衡的岑春煊、“北洋三杰“之一的冯国璋、虎踞东南五省的孙传芳通信往来的，只有梁启超一人。

1915年袁世凯欲登帝制，8月14日一手操纵筹安会发布宣言，公开打出帝制旗号。梁启超与蔡锷商议作篇文章，迅速打出鲜明的反袁旗帜，切实掌握舆论主动权，并力争通过推心置腹的规劝，促袁世凯自行停止帝制。并由蔡锷秘密联络云、贵旧部和各方反袁势力，以便规劝无效时，得以立即发动军事讨袁。8 月21 日，梁启超连夜写成了《异哉所谓国体问题者》 一文，交汤觉顿带京登报。这篇文章发表前所经受的各方面的压力非常大，先是筹安会打电报给他，直言“勿将此文公布”；继而袁世凯又亲派内使夏寿田赶津，贿以“二十万元，令勿印行”；但都被他严辞拒绝。9 月1 日，他干脆呈明袁世凯：“近顷变更国体之论，沸腾中外”，“窃不敢有所瞻忌，辄为一文，拟登各报，相与商榷匡救，谨先录写敬呈钧览”。

12月16日，梁启超启程南下，从事倒袁运动，25日蔡锷在云南宣布独立，来年(1916年)的1月到5月，贵州、广西、广东、浙江相继宣布独立。5月1日，两广总督司令部成立，举岑春煊为都司令，梁启超为都参谋。6日，军务院成立，举唐继饶与岑春煊为正副军长，梁启超为政务委员长。军务院的成立对袁世凯继续担任总统的阴谋是沉重的打击。为了与冯国璋等势力协调反袁行动，梁启超于5月21日到达上海，旋赴南京。冯等乃在南京举行会议，谋劝袁世凯退位，袁氏已陷于四面楚歌之中。梁启超被举为政务委员长及抚军后，沪上人士颇多攻击者，梁启超遂写信向岑春煊表达反袁的决心：“惟袁逆一日未去国，则我氏名三字仍一日甘供利用，决不肯爱惜毛羽而授敌以瑕。”

护国战争成功后，自冬以来，宪法问题、对德外交问题、内阁问题、复辟问题，都与梁启超有着不可解的关系。是时，内阁、外交两问题都在亟待解决情形之中，梁启超因为父亲去世守制，特委托徐佛苏与陈国祥代表他去宁谒见冯国璋，与冯商讨宪法、内阁和对德外交问题。“今日国命若涉大川而遇暴风，且触处皆礁石，惟赖我公与段芝老(段祺瑞)，一持针盘，一把船柁，精心定力，不摇不懈，庶或有济。两公诚肯任此巨艰，贯彻初终，则启超所能助者，决当惟力是视也。”

梁启超写给袁世凯、冯国璋与岑春煊的信札当中所议之事均为国要，除了政治上的作为，梁启超在教育与社会层面也都竭力兼顾。北伐时期，他写给时任九江联帅的孙传芳的信札当中，请对方营救一代教育大家熊育锡。言辞恳切，爱才之心凿凿，“启超与熊君交仅一面，然夙知其学问道德迥出时流，在赣尽力教育垂三十年，成就人才不少。”“伏望我公念老成典型，迅电营就，不胜大幸。事关国家元气，不避唐突。冒昧驰闻，诸惟鉴察。”

梁反对袁世凯帝制自为一事被人称赞为“厥功最伟”，其去世后，蔡元培言：“保障共和，应与松坡同不朽”；章太炎亦称：“共和再造赖斯人”。今日，能够目睹“再造共和”的伟人之亲笔信札，相信在2012年的秋季拍品中将会是一个万众瞩目的亮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