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汉王权对藏书的干涉

来源：东方网-文汇报

　　文：李德辉

　　我国藏书机构和文学建立起较为直接的联系，是从西汉后期开始的，此前则还不是很明显。这种关系建立的基础，在于西汉政府不仅在书馆中典藏图书，还在此汇集文士，编校古籍，讨论经学，还建立待诏宿直制度，将对书馆的人事安排制度化。这样不仅延揽了才士，培育了作家，还将文学纳入皇权轨道，让作家按照皇帝的喜好和意图去创作。在这种管理体制下，一批以颂圣为基调的辞赋文章被推出，夹以少量书馆文臣私撰的子史杂著，开拓了汉代文学和学术的新境域。

　　西汉书馆对文学发展的这种促进作用，在金马承明天禄石渠里面表现最为突出。正是这几个地方培养出了汉赋及汉代散文作家群体，给西汉文学带来新变。自武帝至王莽，前后九世一百六十多年来的主要赋家散文家，相当多都有过金马承明玉堂待诏或天禄石渠曲台校书经历，说明待诏和作赋、校书和撰著之间有直接的对应关系。我们去看《汉书》列传及《艺文志》，会发现很多待诏者都有辞赋散文创作，不是应诏作赋就是私撰散文。凡校书天禄石渠的多有个人撰著，史书、子书都有，这样的事例多达十几个，这是很能说明问题的。待诏之所以会和汉代文学发展有关，主要是因为文学待诏的设置目的本来就是以“文学言语侍从圣主”，是皇帝的文学侍从，其存在的主要理由就是应诏作文。这样的人通俗地说就是皇帝侍文，依附帝王而存在，成名后主要在京度过。当辞赋成为时代性文体而流行之际，他们也致力于这种文体的写作，掀起润色鸿业的创作浪潮。武帝去世后，辞赋创作一度低落。但宣、成二帝又继续效法武帝，招揽更多的文士待诏金门，文坛重焕异彩，不仅辞赋数量增多，题材种类也增加，出现祭祀、品物等新类别，辞采风格也更加富丽，为帝所喜。

　　以金马承明玉堂为代表的待诏制度与西汉文学的关系还体现在建立了培养政治-文学双料人才的模式。这种模式的特点就是不确定馆中学士员额，只要是皇帝宰相看中的英俊均予收揽。所掌事务因时而异，给予一定的活动自由；将其安置在禁中秘馆，列为近臣，日夜侍从，让他熟悉庙堂生活，熏陶出纯臣品格，成长为有才华器识的人。我国古代自有翰林学士制度以来一直都是这么做的，而早在此项制度建立以前数百年的西汉中叶就已开始了这方面的尝试。金马承明玉堂待诏虽然与后世的翰林学士还有区别，但行事方式是前后相沿、大体一致的，所以这两代的禁廷培养出来的政治-文学人才也差别不大。西汉藏书机构及待诏制度确实为汉代文学的发展做出了突出贡献，但这却并不全是件值得肯定的好事。因为从本质上说，这种文学发展路径是行政化的，受皇权规导的，具有排他性的。提倡了皇帝所喜的辞赋，却同时也限制了其他文学的自由充分发展，扼杀了文人的创造力，所以说尽管取得了成就，却并不值得提倡，更不值得夸耀，因为这种发展方式是不健康的，不正常的。文学毕竟是一种艺术，艺术生产自有其特殊规律和客观要求，统治者本人最好不要对文学过多干预。文人写什么，怎么写，全交他个人来定，皇帝作为文人的后台，只要为文人创作提供自由宽松的环境就可以了，这样文学才会有充分的发展。唐朝和宋朝都是这么做的，所以文学才有前古所无的大发展。西汉王朝则不然，它是通过建立藏书机构和待诏宿直制度，将大批文人向京城聚集，向皇权靠拢。皇帝不仅通过行政手段将文学人才聚集到馆阁，还对作家的个人创作施加影响，让他们按照自己的意图去应诏作赋陈文。文人写赋作文不全是一种自由创作，而是依制上奏，有诸多讲究，诸多顾忌。这样，文学创作就被纳入皇权轨道，文学发展被引入特定方向，作家必须谈皇帝指定的事件，写皇帝喜欢的文体，用皇帝喜爱的格调，因此事情的性质就变了。西汉主流文学样式之所以首先是辞赋而不是其他，很大程度上即与此相关。作家限于侍从待诏身份，不能有个性化的创作和自由表达，只能以特定的形式(大赋)、特定的题材(京殿、苑猎)、特定的手法(铺陈叙述)、特定的口气(夸耀)、特定的格调(宏丽)、特定的基调(劝百讽一)去从事创作，迎合皇帝口味，其他文体和风格路数则几乎都被掩盖，长期岑寂，文学在辞赋领域取得大发展的同时也牺牲了作家个性，限制了其他文体和品类的发展。

　　西汉书馆对文学的影响还体现在文学的经术化。书馆人员有多重身份特点：国家图书馆员、经师、教育家、史家、赋家、小说作者……都是专门之学，须受专业训练。西汉时的专业训练基地就在书馆。书馆人员平时既管书校书，论经授课，又从事各种公私撰述，以一身而兼数事。懂的东西多了，自会互相影响。这中间就会有个主次先后问题。西汉的实况是经学地位奇高，文学地位最次。这样一来，就只能是经学时常影响到文学，文学却不能反向地影响经学。此类现象若从文馆和文学的关系层面寻求解释，也许更为合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