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启超致汪大燮、林长民信札一通 

即将亮相于2012年匡时秋拍的梁启超重要档案中，关于中国革命史上划时代的事件——五四运动的触发证据便收列其中，在梁启超写给胞弟以及对五四运动有特殊贡献的林长民、汪大燮等人的信札当中，证明了五四期间不在现场的梁启超，被称为“五四运动导火索的点燃者”当之无愧。

五四运动的发生有着复杂的历史背景，但是，如果一定要举出一个人，没有这个人，五四运动或许就不会发生，那么这个人不是陈独秀、胡适、蔡元培、李大钊或鲁迅，而只能是梁启超。尽管在关于五四运动的叙事中很少看到梁启超的名字，五四当事人和后来的研究者出于种种忌讳也很少提到梁启超对五四运动的影响和作用，当中的非议与忽略鉴于缺乏可靠的研究资料而很难有力地为梁任公“平反”。

在这两封梁启超的亲笔信札当中，关于旅欧一年的境遇、巴黎和会的情况以及自己的心绪历程披露得都相当清楚。梁启超致汪大燮、林长民信札一通当中这样写道，“启超在欧数月，每遇彼都人士以内乱情形相质，则若芒刺在背此，不知所对。”

他的主张与态度是非常明晰的，“伏望本热诚交让之精神，快刀断麻，迅谋统一，合全国智力，谋对外善后，则失马祸福，盖未可知。若长此为意气之争，结果只同归于自杀，国家固已矣。诸公亦何乐焉？”相对于参加巴黎和会的专使所称梁为“卖国贼”一说，这是最有力的辩诬证据。

1918年11月，巴黎和会即将召开。梁启超以在野之身，为中国参加和会作了多方面的策划。后来，他了解到条约将让日本继承德国在山东的所有特权，立即发电报给林长民，最终由林长民将合约的内容披露，导致五四运动的全面的爆发。经过这一番周折，从某种意义上来说也有一定的好处。国人对于中日秘约的内幕更加清楚了，对于巴黎和会上的症结也比较了解了。

有人说：“在革命史上有名之‘五四运动’遂由林氏一人造成。”林氏即林徽因的父亲林长民，与梁氏为生死之交。若不是身在欧洲的梁启超致信授意，何来林长民在1919年5月2日登在《晨报》上的大声疾呼“山东亡矣！”？他在文中惊呼“国亡无日”，呼吁“愿合四万万民众誓死图之”；蔡元培从汪大燮处得知有关巴黎和会的最新消息，立即返校告诉了北京大学的学生领袖许德珩、傅斯年、罗家伦等人。北京的学生得悉后相约于5月4日上街游行，五四运动的帷幕就此浩荡拉开。

“汪(汪大燮)、林(林长民)总长请转南北当局诸公：和约拒署，表示国民义愤，差强人意，然外交方益艰后，全国一致对外犹惧不济，若更扰攘分崩，不亡何待。”

在1914年到1919年期间，梁启超曾三次退出官场，而每当从国内政争中暂时脱身时，他便活跃在国际政治的第一线。从梁启超对于国民政治包括国民外交的鼓吹，通过陈独秀改变对于现实政治的态度(以《每周评论》的创办为标志)，到李大钊等北大教师对学生中热心政治的社团如少年中国学会、国民社等的支持，这是在五四时代将标榜不问政治和世界主义的知识界与关心国事、民族情绪高昂的学生联系起来的一条无形的纽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