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 检查日报

　　文：宋庆森 赵惠民

　　浙江宁波有个“天一阁”，那是江南最有名的藏书楼，楼主人名叫范钦，明代人，楼建于明嘉靖年间，主楼是一栋六开间的两层木结构楼房。周围亭园楼阁，加上假山花草池塘一大片，细细转一圈得两小时。

　　阁楼很讲究，清代庋藏《四库全书》的文渊、文源、文溯、文津、文汇、文澜、文宗七阁，就是依照天一阁的式样建造的。这还不是主要的，值钱的是楼内的古籍，收藏这些宝贝可比建藏书楼花钱多得多。资料记载，范钦一生爱书搜书，集书七万册，曾购进丰氏万卷楼等名家的藏书。他还收有许多珍贵的碑帖，清代钱大昕编《天一阁碑目》，“去其重复者，自三代迄宋元凡七百二十余通”。乾隆下令编《四库全书》时，指定天一阁进呈书籍。据《天一阁见存书目》记载，此次共进呈638种，多为前朝名贵书籍。郭沫若在参观天一阁时题有一副对联：“好事流芳千古，良书播惠九州。”我们今天漫步在天一阁幽雅的庭院，真心感谢这位传播中国传统文化的热心人。

　　可是一个问号也会从脑际冒出，这庄园，这么多珍贵图书，得花多少钱才能置成？他哪儿来那么多钱？史载，范钦走的是传统仕途，科考入围，当过地方知府，官位至兵部侍郎，如现在的国防部副部长的职位。但官薪再高，也不可能置起如此大的家当，何况

　　明代官员施行的是低薪制，同朝的海瑞，也是“副部级”，不是穷得叮当响吗？结论只有一个，那就是范钦的收入决不会只是那点薪水。范钦临死前，把家产分成两份，一份是万卷藏书，另一份是万两白银，由两个儿子选择，这万两白银又是从何而来？范钦为官时，正是奸相严嵩当道，虽不必划入“严党”，但能在豺狼当道、国家贫弱之际，反而生活得很滋润，此公廉不廉？这就值得打个大问号。

　　旧时有谚，为官就在于：坐它一顶轿，娶它一个小，刻它一部稿。坐轿，配的公务车，好说一点。娶小、刻稿都是要自己花银子的，而且不是小数目，尤其是刻书，不像现在的书，几万元也就拿下了，古代雕版书，要一版一版刻的，就是活字印刷的费用也不少。清江苏巡抚张伯行，离扬州时，万民相送，那是出了名的大清官。康熙虽然重用张伯行，宠为南书房行走，却说：“夫官之清廉，只可论其大者……张伯行居官亦清，但其刻书甚多，刻一部书非千金不得，此皆从何处来者？”范钦不但收藏书，还刻印大量书籍，费用不会小的。面对天一阁这份辉煌的中国历史文化遗产，我们在感谢之余，上面这个问号就画得更大了。

　　浏览颐和园，常常听到这样的议论，哎呀，还得感谢老佛爷，没有她的贪污，哪会给我们留下这么好的园子。这种说法早就有了。《谢觉哉日记》中，1949年4月27日，游玩了一天颐和园之后，他写道：“那拉后不搞海军搞颐和园，今犹可供游览，如搞海军，并无益于中国，只黄海底添几条沉船而已”。更早的报人王芸生等人也有类似看法。

　　这种说法有道理吗？史学家考证，当年李鸿章所建的北洋水师，其实力决不比当时日本海军差。北洋舰队当时已拥有四五十艘战舰，重型铁甲舰“定、镇、济”三巨舰，已达7300吨，配12英寸巨炮，在远东各国海舰中是最大的。甲午之败，败在一个落后社会政治经济体制上。

　　比较颐和园和天一阁，民间也好，学界也好，对慈禧和范钦，一贬一誉。为什么两者有不同声誉？你可以说他们的动机不同，慈禧和范钦，一个是为生活物质享受，一个是为精神文化享受。你说这二者在本质上有什么差别，都一样，前提是坏的，带来“好”的结果。近来不断有贪官做好事的报道，资助穷学生呀，做做什么公益事业呀，最多的就是捐钱造庙修佛像，普陀山庙里的“功德榜”上还刻有赖昌星的名字呢。圣洁之地，一批贪官的名字刻在那儿，谁见了谁别扭，真正是亵渎神灵。山西某局长家中查出的财产金额超过1亿元，案发后却得到一些人的力挺，原因在于这位局长通过“江湖规则”从政商两界获得巨额收入后却热衷于扶危济困，修庙种树，他于是得了“大侠”之名。贪官就是贪官，根本不存在什么“侠贪”。是是是，非是非，岂可混淆，否则的话，还有什么正义可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