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3年弘一大师在泉州韩偓墓道前留影

1942年弘一大师最后讲经处——泉州小山丛竹书院

　　弘一大师(1880-1942)，僧。俗名李叔同，号息霜，又号圹庐老人。异名极多，初名文涛，改名广侯，又改名岩、岸、息、哀、婴或倾。39岁出家，释名演音，字弘一，号晚晴老人，别署笔名多至200余个，以叔同、弘一两名为最著。自谥哀公。原籍浙江平湖，生于天津，中国近代新文化运动启蒙时期颇具特色的传奇式人物，杰出的艺术大师和爱国高僧。他在绘画、音乐、戏剧、书法、篆刻、文学、佛学等方面都堪称卓然大家。1918年在杭州虎跑定慧寺出家，后专研戒律，被佛教界奉为中国律宗第十一代祖师。他1928年初冬到厦门，1942年深秋圆寂于泉州，有14年之久往来于闽南的厦门、泉州、漳州等地弘法，对近现代闽南文化的弘扬和发展产生了重要影响。

　　因缘际遇，禅居闽南

　　闽南地处东南一隅，深厚的历史文化底蕴使这片土地蒙上了一层神秘的面纱。在弘扬佛教文化的漫长行程中奔走了10年的弘一大师，佛学思想已臻于成熟。大师原先并没有想禅居闽南，只是与旧友尤惜阴居士相约拟赴泰国弘法，在1928年12月途经厦门时，受到陈嘉庚胞弟陈敬贤居士、性愿法师和芝峰法师的热情款待而住在南普陀寺，几天后往南安雪峰寺过新年。返厦时在南普陀寺诸法师的恳切相邀下暂留三个月。弘一大师先后又于1930年二下闽南，1932年三下闽南时越发觉得久住闽南是因缘际遇。当时弘一大师有过这样的描绘：“厦门气候四季如春，又有热带之奇花异草甚多，几不知世间尚有严冬风雪之苦矣！”这样的气候很适合弘一大师“衣不过三”的苦行生涯。他在致门生刘质平的信中写道：“南闽冬暖夏凉，颇适老病之躯，故未能返浙也。”他到达泉州后，给天津俗侄李晋章的手札又说：“是间气候和暖，桃榴桂菊等一时并开，几不知其为何时序矣。”住下两年后，他仍把这惬意的感受函告故友：“居闽南二载，无有大病。其地寒暑调和，老体颇适宜耳。(暑时不逾四十摄氏度)今岁稻麦丰稔。”

　　弘一大师还对闽南一带的山川人文景观也极为赏识。他几乎每到一处，都有所感触，曾细致地描绘过清源洞、蓬山毗峰、万寿岩、福林寺等秀美的自然景色。他在致挚友夏丏尊居士的信上说：“净峰寺在惠安县东三十里半岛之小山上，三面临海(与陆地连处仅十分之一)，夏季甚为凉爽，冬季北风为山所障亦不寒也。小山之石，玲珑重迭，如书斋几上所供之珍品。”他在给高文显居士的信上写道：“今岁来净峰，见其峰峦苍古，颇适幽居，遂于四月十二日入山，将终老于是矣。”入闽之后，他挂单最长时间的是永春蓬壶普济寺，前后达573天，他称“永春为闽南最安稳之地，山奥地僻，古称桃源。”

　　宏律传法，爱国爱教

　　闽南历史上高僧辈出，居士护法众多，特别是以“此地古称佛国，满街都是圣人”的泉州为佛教文化重镇的闽南区域，更是弘一大师以弘法为己任，努力实现自己宏愿的良好环境。大师所到之处，不仅受到各寺僧众的热情款待，还受到社会各阶层人士的恭请护持。据1938年弘一大师手书记录弘法的《壬丙南闽弘法略志》和《泉州弘法记》中记载他到每一处讲演的题目，均不下二十余种，内容极其丰富。1938年10月28日他写道：“今年在各地弘法甚忙，法缘殊盛。”他在致上海李圆净居士的手札中亦云：“今年在各地(泉、漳、厦、惠)讲经，法缘殊胜，昔所未有。”他在致挚友的一封信中感念良多：“余居闽南十年，受当地人士种种优惠，故于今年往各地弘法，以报答闽南人士之护法厚恩。”弘一大师到漳州弘法时，“乡长、保长等皆喜欢护法，诸事顺适。”1938年农历二月在泉州承天寺讲经时，“听众甚多……青年乃至基督教徒皆甚欢赏。”他高兴地将这种心情告诉丰子恺居士：“乃今岁正月到泉州后，法缘殊胜，昔所未有，几如江流奔腾，不可歇止。”在晋江安海时，大师三天的演讲，听众多达700多人。

　　弘一大师在闽南弘法期间，广结法缘，与许多善信往来密切，从大师给数十位居士的信中可以看出，大师对他们关怀备至，循循教诲，甚是感人。大师曾多次为信善者证授皈依，如1935年10月至11月在惠安，就先后六次为70余人证授皈依；1938年2月为泉州崇福寺中的救济院院众近百人授三皈依。弘一大师与闽南各寺僧人关系极为融洽，可以从大师致性愿、太虚、仁开、广义、广空诸法师信中感受到法侣情谊，佛境无我。

　　弘一大师在闽南弘法度过一段顺利和谐的时期。他曾发愿“为宏律而尽形寿”，但时代的风声雨声并没有使他完全忘情世事。1937年7月抗日战争爆发后，大师移锡厦门万石岩，当时厦门战云密布，敌机、敌舰常来骚扰。缁素弟子为大师安危而焦虑，劝请避入内地。大师却说：“为护法故，不怕炮弹”，并自题所居为“殉教堂”，表明自己誓与危城共存亡的决心。大师曾感时伤乱，思绪万千，毅然应邀编撰了《厦门市第一届运动大会会歌》：“禾山苍苍，鹭水荡荡……健儿身手，各显所长，大家图自强……请大家……切莫再彷徨……把国事担当……为民族争光。”歌曲激昂奋发，洋溢着爱国主义激情，鼓舞了全市民众投身抗日救亡运动。

　　在厦门即将沦陷前的1938年4月的某一天，日寇舰队司令西岗茂泰登岸寻访弘一大师，并要求大师用日语对话(弘一大师青年时留学日本，精通日语)，大师坚持“在华言华”而拒之。大师直面强敌，大义凛然地说道：“出家人宠辱皆忘，敝国虽穷，爱之弥笃！尤不愿在板荡时离去，纵以身殉，在所不惜。”拒绝了敌酋的“国师”诱请，虽只简短数语，却浸透着大师的人格力量，维护了中国人的尊严。嗣后，一些中外报纸均冠以“爱国高僧”的标题予以详细报道。1938年冬季至1941年3月，泉州遭受了日寇飞机接连几十次的狂轰滥炸，死伤频闻，损失极为惨重。弘一大师时居泉州，对日寇的野蛮暴行非常愤慨，他号召僧众说：“我们佛教徒属国民一分子，爱国之心当不后人，捍卫国家乃国民天职……”因此，在他的极力倡导下，晋江县佛教徒联合组成“晋江县佛教徒战时救护队”，选拔壮健僧众教徒集合编训，参与救护伤员，掩埋死难者。在大师的带动影响下，许多佛教徒走上了爱国爱教的道路。

　　弘一大师于1941年秋禅居晋江福林寺，该寺地处海疆前线，日寇军舰常游弋于永宁深沪海域，泉州开元寺的住持僧为了大师的安全，特派传贯法师前往劝请他回城避难，此时又接到昔年南社诗友柳亚子书赠诗“愿持铁禅杖，打杀卖国贼。”大师遂托意回赠《为红菊花说偈》：“亭亭菊一枝，高标矗劲节。云何色殷红？殉教应流血！”表达了在敌人气焰方张之时，临危不惧，以民族大义为念，决然奉教的志向，这与其所主张的“誓舍身命，牺牲一切，勇猛精进，救护国家”(大师所书“念佛不忘救国”之跋语)的爱国思想相印证，可透视大师一片爱国赤诚。

　　著述宏富，言传身教

　　弘一大师大部分的佛学著述，都是在闽南完稿的。

　　首先是校录、论述、编撰大量的佛学著作，这是弘一大师晚年静居闽南倾注心血最多的一项工作，也是弘一大师所有著述中最为重要的部分。1933年8月在泉州整理《扶桑藏经》，并点校南山律宗三大部。1936年4月于永春普济寺校录《东瀛四分律删繁补阙行事钞》等，同年8月闭关厦门鼓浪屿日光别院校录《东瀛四分律行事钞资持记通释》。大师于惠安净峰寺写给广洽法师的信中说：“每日标点研习《南山律》约六七小时。”可见大师点校工作极为辛苦。弘一大师对律学的弘阐，除了讲演和创设南山律学苑外，还编撰校注了一大批律学著作。《四分律比丘戒相表记》和《南山律在家备览要略》是他两部重要的律学名著。弘一大师对我国佛学和文化史的最大贡献，就是振兴了湮没700余年的“南山律宗”，因此被世人推崇为重兴南山律宗第十一祖师。

　　其次，弘一大师在闽南还撰写了大量的序、跋、题记、记、传、讲演录、集联、年谱、信札、法事行述等各类散记，文笔幽秀沉稳，意境空灵觉悟，愈至晚年愈趋平淡宁静。代表作有撰于厦门南普陀的《鼓山庋藏经版目录序》；作于万寿岩的《佛说阿弥陀经义疏撷录序》；还有《闽南行脚散记》、《惠安弘法日记》、《壬丙南闽弘法略志》、《泉州弘法记》、《重兴草庵记》等，至今仍是学术界研究的珍贵资料。

　　弘一大师在闽南著述、演讲的日子里，曾于1929年11月抵南普陀，协助院方整顿闽南佛学院，现身说法教导学生惜衣惜食惜福，并撰写《悲智训》嘱勉学僧。1934年，弘一大师再次莅院讲学和整顿学风，并于同年3月在厦门南普陀寺创办佛教养正院最为著名，前后达三年之久。大师亲自草拟章程，选定教材，设置课程，平时在讲经授徒的活动中，与青年学僧多接触，注意从思想教育角度出发，训导学僧树立正确的人生价值观，大师抱病作了《青年佛教徒应注意的四项》的讲演，勉励学僧要惜福、习劳、持戒、自尊。弘一大师以弘律为己任，重视培养律学人才，1933年5月，大师应泉州开元寺方丈转物和尚之请自厦至泉，在开元寺尊胜院开设“南山律学苑”，并亲自教授《四分律会注戒本》及《随机羯磨》，兼学古德格言，以资学僧策励身心。弘一大师在《南闽十年之梦影》中谈到对学僧的教育，关键是进行佛教基本原则的教育。大师曾于1930年早春在泉州承天寺“月台佛学研究社”为诸学僧、居士开设两次有关写字方法的讲座，并帮助学员学习和研究佛学。又于1937年3月28日在厦门南普陀佛教养正院向诸学僧作书法讲演，洋洋数千言的文稿，读来倍觉语重心长，发人深省。强调的都是应把学佛理、立大德放在主要位置：“如果对于佛法没有研究，而且没有道德，纵然写得很好的字，这种人在佛教中是无足轻重的了。”他不仅熟谙律宗义理，而且身体力行，恪守三皈、五戒、八戒等戒律，过着俭朴清贫的生活，一双芒鞋、一条毛巾，都受用10年之久，他以言传身教的方式，教化感染了众多学僧。

　　翰墨结缘，文艺传人

　　学贯中西、多才多艺的弘一大师，自出家后，诸艺俱弃绝，惟独对书法恒持不懈，在闽南期间，大师创作了大量颇具哲理性和艺术价值极高的书法作品。形式包括佛经类、楹联类、立轴类、屏条类、杂件小品类及书信简牍类等，数量有上万件。因其往往以书法广结法缘，分赠他人，当时许多名人官绅、僧家居士、青年学生都极其珍爱他那独具禅意的墨宝，纷纷向他求字，所以其书作流布十分广泛，影响颇大。大师作为集儒、释、道于一身的思想家，与同时代其他书法家相比，他的作品更富有内蕴和立体性的张力，被誉为近现代史上最杰出的书法家之一。

　　大师在闽南弘法期间，将佛法与书法之因缘结合得很巧妙。他说：“夫耽乐书术，增长放逸，佛所深戒。然研习之者能尽其美，以是书写佛典，流传于世，令诸众生欢喜受持，自利利他，同趣佛道，非无益也。”他在给许晦庐居士的信中写道：“朽人剃染已来二十余年，于文艺不复措意。世典亦云：‘士先器识而后文艺’。况乎出家离俗之侣；朽人昔尝诫人云：‘应使文艺以传人，不可人以文艺传。’即此义也。”

　　大师的书艺风格在此期间臻入佳境，他常精楷写经以结善缘，所书《华严经十回向品初回向章》，含宏敦厚，饶有道气，被太虚法师推为近数十年来僧人写经之冠。他53岁时工严精整写就的《佛说阿弥陀经》，笔意上一洗原有的沉雄，而变为清拔；用笔的挺劲、转折圭角的圆敛，替之以清逸净化了的线条，疏朗修长的形质，整个面貌愈趋于返璞归真，俨然在参悟着一种宗教式的“平淡美”的境界。鲁迅、郭沫若等大文豪都为求得大师一幅墨宝而深感荣幸。鲁迅曾称弘一上人书法“朴拙圆满，浑若天成”，并说“得李师手书，幸甚！”作为僧人书法家的弘一大师，他的书法艺术与佛教思想犹如水乳交融，呈现出一种超脱空灵、尽善尽美的心灵境界。我们可以从泉州开元寺内的“弘一大师纪念馆”珍藏的数百帧大师遗墨中感受到那蕴藉清质的情感、心绪和澄澈明净的灵魂在跃动。

　　弘一大师对闽南的文化风物推崇有加，并用他的思想性情、文学意趣抒发了对历代先贤的景仰之情。1930年春，弘一大师驻锡泉州资寿寺，为僧众宣讲《地藏菩萨之灵感》，并到毗邻的温陵养老院寻访前贤遗踪。在“不二祠”凭吊唐诗人欧阳詹，在“小山丛竹书院”补题了朱熹祠“过化亭”匾额，并题记“泉郡素称海滨邹鲁，朱文公尝于东北高阜，建亭种竹，讲学其中，岁久倾圮……余昔在俗、潜心性理，独尊程朱。今来温陵，补题过化，何莫非胜缘耶？”1933年10月，弘一大师路经泉州西郊潘山，发现“唐学士韩偓墓道”碑，和泪展谒，并在碑旁留影为念。弘一大师很敬佩爱国诗人韩偓，想替韩偓立传，旌表“孤忠奇节”。经过一年多的努力，大师收集了许多资料，交给俗家弟子高文显编著《韩偓评传》一书，大师先后为《韩偓评传》共撰三序，并自撰《香奁集辨伪》一章。由于弘一大师对韩偓的重视，泉州人对韩偓的墓进行了募捐修葺。大师还为泉州开元寺所珍藏的明代思想家李贽画像题写了《李卓吾像赞》：“由儒入释，悟彻禅机。清源毓秀，万古崔巍。”1933年元旦，弘一大师初到晋江草庵，为庵内“摩尼光佛”石像和明清两代十八位名士在此读书登第的人文胜迹所触动，题写“石壁光明，相传为文佛现影；史乘记载，于此有名贤读书”联语。

　　抗日战争期间，大师依然发挥佛教与文化的影响力。他手书“念佛不忘救国”数百幅分赠各方，写有“最后之胜利”墨宝赠予青年学子，还对小学诸校长说：“小学教育为栽培人材基础，关系国家民族，至重且大。小学教师目下虽太清苦，然人格实至高尚，未可轻易转途。”勖勉僧俗弟子和民众共赴国难。大师还取晚唐诗人李商隐“天意怜幽草，人间重晚晴”诗意自勉，自号“晚晴老人”，并自名居室为“晚晴室”，发出了“老圃秋残，犹有黄花标晚节；澄潭影现，仰观皓月镇中天”的心声，可以说“晚晴室”以意蕴深长的精神内涵，用文化符号寓示了弘一大师晚年对生命节操的确认与坚守，更是大师崇高爱国精神的写照和物化。

　　弘一大师足迹遍及闽南名山胜水，挂锡弘法过的名刹五十多处。1942年10月13日(农历九月初四)，一代高僧弘一大师安详示寂于泉州温陵养老院“晚晴室”，世寿六十三，僧腊二十四。圆寂后大师的舍利安放在清源山弥陀岩墓塔中(其中一半灵骨分葬在杭州虎跑寺山中墓塔)，供世人瞻仰追思。弘一大师临终绝笔“悲欣交集”所涵盖的深意，既体现了对芸芸众生的真切悲悯，也似乎印证了他遗书中的偈语：“君子之交，其淡如水。执象以求，咫尺千里。问余何适，廓尔忘言。花枝春满，天心月圆。”

　　弘一大师在人生最成熟的阶段选择了闽南。应该说闽南这片土地曾经闪烁过契合大师心境的片片灵光，也许，我们今天已无法捕捉或重现那灵光背后的所有意义，但是，大师将生命中最丰厚的一笔精神文化遗产馈赠给了闽南。闽南，是弘一大师最后的文化驿站。

　　(作者林长红系泉州市弘一大师学术研究会常务副会长、杭州师范大学弘一大师·丰子恺研究中心特约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