毕加索对中国艺术界的百年影响(2)

2011中国毕加索大展

1864年出生的齐白石是中国近现代书画的代表人物。1952年，年界九旬的齐白石亲自养鸽子，观察其动态，并画了《百花与和平鸽》，向亚洲及太平洋地区和平大会献礼。对于和平鸽，齐白石说，他（毕加索）画鸽子飞时要画出翅膀振动，我画的鸽子翅膀不振动，但要在不振动中看出振动来。

1969年，15岁的费大为还在读中学。一天下午，他正在画一张巨大的“毛主席像”。“当时每个单位门口都要有一张毛主席像，我画的这张大概有3米多，画的时候要时不时地从脚手架上下来，到远处看看效果。”费大为正打算爬上脚手架修改画时，听到驻足观看的两位老师低声讨论：“画得挺不错的，只是国外现在不流行这种写实的画法了，国外有名的大画家一个叫马蒂斯，还有一个叫毕加索，早就不这么画了。”这是费大为第一次听到毕加索这个名字。他开始寻找相关的画册及资料，但时值“文革”，能找到的都是1930年代以前的出版物。从建国一直到“文革”结束，中国采取“苏联式”的美术教育，使得很多学习油画的人只知道“写实”风格，完全不了解毕加索和西方艺术界发生了怎样的变化。

改革开放后，国内才重新开始出现有关西方美术新思潮的出版物。1981年的《信使》杂志曾经做过一期毕加索的专辑。“《信使》杂志是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编的，这个专辑让我第一次全面地了解毕加索。”中国抽象派画家丁乙说，在上海市工艺美术学校读书时，他从老师余友涵的宿舍发现了宝贝——一本毕加索的画册。“开始和余老师并不是很熟，只能在他宿舍里翻翻，熟悉之后才敢把画册借走。”

1983年，时任法国总统的密特朗访华时，曾经将25幅毕加索作品带到中国。这些作品在当时的上海美术展览馆展出，“那个时候的展览没有像今天这么‘奢华’的开幕仪式，也没有邀请明星来助阵，却有很多人排队买票，各地艺术院校组织师生来看，对做艺术的人的震撼和思想启蒙的作用是今天达不到的。”丁乙说。

直到现在，丁乙依然清楚地记得：自己在毕加索展览上买了一本画册，画册有一个外皮，里面就是一张张作品的单页。看完展览后，丁乙又一遍遍地翻看画册，他对毕加索的技法很着迷，为了从毕加索原作中寻找答案，连续排了几次队买票看展。丁乙发现，毕加索大部分的作品对线条的处理方式很特别，会分成几个层面来塑造。他先用木炭笔勾出坚挺的线条，再蘸着大量的调色油画一遍线，在这些基础上最后涂黑色，把断掉的线再连一下，这就使得毕加索的作品有着丰富的层次。

艺术家周春芽刚看到毕加索作品时，觉得他的画很刺激，还有点看不懂，不过很快就适应了。“毕加索对于我最大的影响是精神层面的，他是个创作力旺盛的艺术家，对艺术和生活都充满激情；他不是一个单纯的艺术家，曾经强烈地反对法西斯，积极地参与社会。”周春芽说。

此时，西方上下百年的艺术潮流同时涌向中国，现代艺术与当代艺术交相辉映，在如饥似渴的研究了毕加索的技法之后，丁乙的关注点很快发生了变化。“85美术新潮”的艺术健将们也迅速将目光聚集到更先锋、更激进的艺术方向上。此时，毕加索已经离世多年，他所代表的现代派也成为了历史经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