批评的演进——中国早期当代艺术批评家的转向

做过策展人或者艺术操作者的人都清楚参展艺术家的水平高低对展览的影响，不了解当时艺术家整体状况的操作者没有资格给展览的成功添加十足的筹码。在所有的涉及批评、批评家与市场的关系问题上的讨论，大多数作者相信批评和批评家的力量是不可忽视的，正是在这样的前提下，部分批评家逐渐地进行着“艺术主持”身份的转变，由14位批评家组成学术评审委员会、鉴定委员会成了“广州双年展”的重要特点，在这个展览中，批评家掌握作品评奖话语权，这也为之后批评家的工作奠定了基础。与以往不同的是，“广州双年展”不仅首次以“艺术主持”来操办整个展览，由14位批评家组成的评鉴委成员，每人也都有3000元的报酬，这也是开批评界先河之举。即便如此，“批评家的位置究竟在哪里？”的问题仍然萦绕在批评家内心，吕澎在这一问题上如此叙述道：“……但不管怎样，随着市场工作的深入，批评家的工作价值会更加明显地体现出来。最近，国内批评家讨论并拟出了一个公约，这是批评家争取自己权益的一个努力起点，相信在不久的将来，会产生一个相应的保护批评家权益的机构或组织。当然，画廊也会因经营的需要，产生一种画廊或画商协会的机构出来，只要艺术市场仍然在发展。”

在1993年第3期的《江苏画刊》——《一九九二年中国美术界十大新闻》中所列出的十大新闻中我们可以再次体会1992年的艺术氛围：首届广州双年展（油画）备受瞩目；中国大陆出现艺术品拍卖；’92 青年雕塑家邀请展出台；美术报刊开办再掀高潮；画坛又起“波普”潮流；中国前卫艺术作品开始进入国际大展；国内举办大型中外交流美展及学术研讨；圆明园画家被大规模曝光；一些大陆前卫艺术家被海外画廊代理。我们可以读出这段时间人们对艺术市场所关心的侧重点：艺术与市场、市场与创作、市场的管理、制度的规范化。

由画家、经纪人、收藏家、鉴赏家和批评家混合的美术市场机制中，评论家的经济地位处于底层。于是，不平等的经济地位造成了评论的倾斜与变态。鉴于评论文章稿酬奇低，绝大多数中年以下的评论家的稿费和购书费持平。为避免财经赤字，混稿费比比皆是。文章越写越水，抄书愈来愈多，篇幅愈拉愈长。美术评论沦为美术刊物的填充物。人云亦云的文字垃圾成了美术创作中的污染源。

评论的低廉使评论界饥不择食。万能评论家成为时代的产物。面对聊胜于无的稿费，批评家什么领域都敢于问津，从而派生出一批徒有其表的名家。低廉的名气并不能形成严肃的社会债务，而是变成名家心口开河、为所欲为的理由。

在这种缺乏统一规则的学术竞赛中，正直的评论家每况愈下且日益稀少，逢场作戏的评论泛滥成灾。评论成为任何人都可以塑捏的玩具。人们嘲笑批评家为文妓，固然刻薄，但正中鹄的。

1992年无疑是中国艺术市场空前活跃的年，它使得从1989年重新开始逐步兴起的艺术市场的作用发挥到了极大值，市场拍卖、展览奖金、画廊代理等形式的出现，让中国的中青年艺术家不同程度的实现了“脱贫致富”，并向高收入人群挺进。艺术市场所带来的当代艺术的繁荣活跃同时也提出了诸多课题，这或许是对中国艺术市场起到积极推动作用的批评家所始料不及和准备不足的，突出显现的问题是“1. 美术评论家如何在市场经济的影响下保持评论的权威性，进一步提高美术评论的学术水平？2. 如何改革无偿支付智力劳务的状况，为美术评论创造良好的再生产能力？”不得不承认的是，与艺术家的“高”收入相比，对这些成功艺术家起到重大推动的批评家们感受到自己的付出与所得的反差，这正是批评走向独立转向的必经之坎。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来自北京、上海、武汉、广州、成都、南京、长沙等地的中国美术评论家三十余人，在广州、北京先后聚会讨论，并广泛征求评论界和画家的意见后，就提高评论的学术水准、维护智力劳务权益达成了共识，并形成了“关于批评家权益的公告”在1992年“文献资料展”研讨会起草，这被认为是批评家昭示一种“批评家确认自身价值、走向市场病重组公共关系”的标志。

与在艺术市场建立健全的推动上，“关于批评家权益的公告”显然来的生硬，然而这种自我认知的独立性是不容忽视的。批评家似乎在昭示自己已不再愿做艺术家身上灰暗面的“虱子”。虽然这为抵制吹捧的不正之风、明确维护智力劳务权益收取正当报酬等提供了依据与参考，但这种通过“公约”的形式来争取在艺术市场中的收益显然是稚嫩和理想的。同时也将隐晦于批评界的种种“不正之风”陈于光下，面对问题的出现所采取的最好应对是解决方法的提出，这种不分伯仲的一刀切的方法受到了吕澎、高岭等批评家的质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