批评的演进——中国早期当代艺术批评家的转向(2)

一个人如果缺乏根本的善良意志，缺乏一个理想，把自己作为一台赚钱的机器，做人的意义也就丧失了。可是，我们首先要明确的是，理想的本质是个人宗教，善良意志是我们生活于社会中的人格基础，至于形而上的追求，我不知道它与个人宗教有什么不同。是的，一个人如果能甘于寂寞，认认真真地坐下来做一点学问是非常幸福的。这样的学者是人类存在的意义不会丧失的保证人，他们监督着这个社会不至于因物质主义的恶流而崩溃。但是如果把个人的崇高意志扩大，就会产生语词甚至行为的暴政。明确这一点之后，我们要知道：正是为了实现自己的理想，我必须争取更多的金钱，发生更多的交换。金钱使我们对理想的肯定迅速而有效；而交换使我们的思想的传播更为实在和具体。这个简单的道理不知为什么不少人还不清楚。

而高岭则认为“如果批评不是商品，而是一种思想引导、一种学术交流、一种精神启迪，不可以出售，而可以供人享有，那么批评就不会受到外界的过多干扰，就会保持自身的纯洁性以及由此产生的权威性和学术性。……学术的建立、交流和评价，离不开社会中的关系，真正的学术和权威是在社会关系中确立的，是要遵守一定的共同准则或者说道德的。单纯依凭批评家的主观意愿来界定什么是学术性，什么不是学术性之类的问题，最终只能导致学术的平庸化。”

从1993年开始，批评家们开始了批评的“集团化”作战尝试，至1995年，连续三年举办“美术批评家提名展”（1993年水墨，1994年油画，1995年雕塑与装置）活动，主办者在提名展前言中写道，“它首先是一种批评活动，旨在提高中国美术的批评水准和介入创作的力度，其主要方式是通过集团批评，对当前较为突出的青年艺术家进行集中展示、研究、品评和学术定位。”然而这种尝试被李小山认为是“反而暴露了自己缺乏审美判断力、人云亦云、乱吹乱捧的老毛病。”这种企图通过提名及提名中的“学术认可”来获得批评家自身地位的提名展，无疑是批评家在面对艺术市场时所作出的尝试。现实变化之快远远超出了批评家们的想象，期冀将中国当代艺术通过市场走向国际的“广州双年展”刚刚办完一年， “后八九中国新艺术”于1993年1月至2月期间在香港艺术中心和香港大会堂举行。展览展出了由50多位艺术家的200多件绘画、雕塑及装置作品。6月13日至10月10日，“45届威尼斯国际双年展”在意大利威尼斯举行，中国艺术家应邀参加。策展人栗宪庭带领13位中国艺术家（王广义、张培力、耿建翌、徐冰、刘炜、方力钧、喻红、冯梦波、李山、余友函、王子卫、孙良河、宋海东）参与策划其中的“东方之路”展，王友身参加“开放展”。中国当代艺术首次进入西方国际性大展。与此“快车道”、“民工潮”、“申奥”等词汇在“南巡讲话”之后出现，经济发展给人们带来了无限的机会与可能。

批评家们显然轻视了艺术市场的发展速度，以及由此产生的巨大力量。在1991年左右，出于对自身失去话语权的焦虑，批评界展开了对批评标准的问题的讨论，极力将艺术批评返回到某种形而上的理想状态，在缅怀80年代理想的同时来获得某种道德、伦理上的制高点。在经济变成一种新的意识形态时，批评家们发现他们所提倡的理想已经无法在人们的世界里产生80年代那样的光芒。之后批评家们选择了“介入”的姿态，转而探究艺术市场健康发展和规则建立，研究艺术市场存在的问题。然而当批评家们最终如愿以偿的以“介入”的方式重新在市场时代获得对艺术的言说权力时，他们曾经一再提倡的“理想”“疏离”慢慢消失了。在历史学识可以刻成畅销光盘，艺术作品可以变成高价商品的文化市场机制里，批评家也在其中找到了自己存在的位置：对艺术市场缺陷的深刻认识迅速转化为市场操作的技能。80年代面对市场无比焦虑的艺术批评家们终于不用再担心“失语”，他们的身份甚至超越了艺术家：策展人、经纪人、代理人、学术发言人、市场分析专家等等。时至今日，如何使得艺术市场科学化、合理化，并如何利用艺术市场更好的促进当代艺术的发展，如何保持包括批评家在内的各种身份的独立性都依然是不容忽视的课题。卡尔·波普尔在《通过只是获得解放》一文的结尾或许能让我们获得许多启示：在我们创造自由的多元社会及知识增长和通过知识而自我解放的社会框架的伟大历史任务中，重要的莫过于能够批评地看待我们自己的观念；然而不要成为相对主义者或怀疑论者，不要失去为我们的信念而斗争的勇气和决心，即使我们认识到这些信念应当总是可以纠正，认识到只有通过纠正它们我们才会使自己摆脱错误，从而使我们能够增长知识。